智慧城市专栏I中国特色智慧城市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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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专栏I中国特色智慧城市之路

当今世界对于智慧城市没有统一定义，但主要共识是将其应用在改善人的生活质量、优化资源利用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在中国较多被提及的定义是：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一个持续更新、可升级的发展过程，不单纯是信息化的深入，更是依托和借助信息化，促使城市在经济、环境、空间及管制权等方面实现互联、互通与互动。

(1) 智慧城市两大发展模式：从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来看，智慧城市主要分为“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两种模式。

“自上而下”是由政府首先定位并制定相关计划，再与企业及民间组织、公众展开合作，从而实现城市的智慧化。英国伦敦，韩国首尔，中国北京、上海、深圳等均属于此种模式。该模式通过新技术手段提供更优质的公共产品，解决城市问题，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吸引力。

“自下而上”指由企业及民间机构自发与政府合作并率先开展相关设施的布置工作，并形成一定的合作平台。采用此模式的城市包括美国纽约、荷兰阿姆斯特丹、中国杭州等。该模式强调效率和品质，提供更高的附加值。

（2）智慧城市四大关键角色：政府、企业、高校及研究所、市民。

政府是智慧城市的管理者、引导者，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主要负责确定城市发展定位、完善顶层设计，并进行综合管制。国家、城市、片区等从宏观、中观到微观的各个层面的智慧化过程都有政府的参与。

企业是智慧城市平台、技术、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它们以项目为驱动，重点在于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数据收集、平台建设、云端计算、智慧化改造与场景应用等。

高校及研究所是智慧城市创新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主要负责标准制定、建设评估、创新研究等工作。

整体来看，政府决定智慧城市发展的优先性和发展速度；企业决定智慧城市的规模、质量和领域类型；高校及研究所决定智慧城市发展的创新性；市民决定智慧城市发展的稳定性、可持续性和全面性。

（3）智慧城市三种运营模式：单一主导型、合作型和多方参与型。

“单一主导型”以政府财政拨款或企业出资的方式直接建设、维护、运营智慧城市，服务内容和模式由出资方主导，服务企业按要求提供服务和产品，适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等类型项目。其特点为：落地速度快，政府主导把控性强。

“合作型”主要引入外部资本进行投资建设，在稳定运营一定时间后交还政府或企业，或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进行持续经营，该模式适用于具有经营性的智慧城市项目。特点为运营效率高，经营增值潜力大，资金来源广泛。

“多方参与型”是指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建设，或多方共同组建智慧城市运营公司，负责智慧城市项目的日常建设和运营管理，该模式适用于涉及多种角色的智慧社区、园区项目。其特点为公众参与度强，资金来源多源，重视社会创新孵化。

目前，单一主导型运营模式的市场占比较大，合作型次之，多方参与型占比最小。

广东省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排头兵”，近年来持续探索数字城市建设，在国内较早开始了三维城市建设，营造三维技术创新环境。

发展智慧城市，首先需要建设完善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2021年深圳建成了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新建5G基站5018个、多功能智能杆7106根，深汕特别合作区在全国率先实现农村5G网络全覆盖，进一步夯实了深圳智慧城市建设底座。

如今，深圳市实景三维建设被纳入深圳市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试点、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建设、深圳市测绘地理信息“十四五”规划等，并加大资金投入、加强技术创新和提升服务能力。以实景三维为基础，深圳市正积极促进城市全要素数字化、城市感知泛在化和城市决策智能化，打造虚实结合的数字孪生城市，构建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鹏程自进化智能体。实景三维作为数字政府、数字经济重要的战略性数据资源和生产要素，将为深圳市探索超大型城市治理的新路子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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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底色由中小城市构成，中小城市智慧城市建设有哪些特点呢？

中小城市的智慧城市的发展的情况，将会影响到更多的居民，中小城市的智慧城市的发展将更会对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有更大的空间。

我国中小城市，由于城市开发力度不大，大多呈现人口密度小、市内交通便利，生态环境较好的条件，比大型城市更容易开展智慧城市建设。

 中国智慧城市论坛原主席成思危曾经提出过我国智慧城市应该大型、中心城市先行，通过大、中城市来带动和辐射周边中、小城市，当前，作为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重要产物，中小城市智慧城市的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报告（2019）》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我国大陆中小城市数量（狭义）为2111 个（包括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县级市/县/旗/林区/特区，不包括相对独立发展的市辖区），直接影响和辐射的区域占我国国土面积的91.3%，总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73.7%。

据亿欧智库统计，截至2019年底，95%以上地级市、50%以上县级市提出智慧城市建设。

IDC数据显示，2020年3-5线城市在智慧城市方向的投资额为1038.4亿元人民币，占整体投资额比例的58.5%。

（数据来源：IDC Government Insights 2020）

虽然上述统计范围不尽相同，但均显示出中小城市正在成为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战场。

目前，不同区域、不同经济水平的中小城市数字化水平存在很大差异。东部中小城市数字化水平较高、推进较快，例如江苏省昆山市、张家港市等中小城市已经走过了10年左右的智慧城市建设历程，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均已具备良好基础；中部的中小城市相对次之，西部、东北区域的中小城市数字化水平则差距更加明显，不少城市的数字化建设才刚刚起步。

除了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因素外，东、中、西、东北各区域的中小城市也将落实相关的国家发展战略，在发展目标上有所差异，因此相应的数字化转型切入点和路径也将有所差异。

例如，中部的湖南省石门县是国家主体功能区（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试点县，在2018年成功脱贫后，积极探索新石门的发展路径，目前正在大力推进县域治理数字化转型，以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城乡融合现代化治理模式。

再如，处于西部的贵州省务川县在关停矿山、加强生态治理、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同时，利用独特的仡佬族文化和生态优势，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基于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化能力，打造独特的县域旅游和生态农业。

城市数字化转型是塑造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举措。对于中小城市而言，在数字化转型中不能简单照搬大城市的模式和路径，需要立足自身产业、经济、区位、人口等方面的特色和需求，找好切入点，优先将有限的资金投入急迫性、重要性更高的领域，关注投资性价比和所带来的价值，循序渐进，走出有限资源下的特色转型之路。